食品安全的关键在于立法。从法规上看，目前涉及食品的各个领域似乎都有了管理条文，然而，食品安全问题似乎又从未像今天这样尖锐过，这不仅影响着广大消费者的健康，也关系到经济发展大计。
我国在食品立法上还较落后，标准体系也不尽完善，虽然《食品卫生法》在食品的若干生产、销售环节做了不少规定，但不少标准制约性已经不强，已不能适应当前食品市场治理整顿的需要。比如我国现行的《食品卫生法》，对１０４种农药在粮食、水果、蔬菜、食用油、肉、蛋、水产品等４５种食品中规定了允许残留量，共含２９１个指标，而国际食品法典对１７６种农药在３７５种食品中规定了２４３９条农药最高残留标准。可见我国的食品标准制定工作应进一步完善。
对老百姓特别关注的常用食品质量问题还缺乏果断措施。比如禁止在肉制品、豆制品、面制品、水产品中滥用添加剂；加强对畜、禽、蛋、肉、水产品等生产的监控，提高上市的食品质量；整顿奶制品市场，提高奶制品质量；加强蔬菜、食用菌农药残留检测等，都应该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下来，这才是老百姓真正渴望的大实事、大好事。
一些法律法规在具体实践上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完善，许多漏洞需要修补。比如我国于１９８５年颁布了《兽药管理条例》，１０多年过去了，期间只进行了两次汇编，从来也没有系统地修改和补充过。再比如打假时“打”出不少无照无证经营者，但如何处罚他们却没有法律依据，原打算把一些可恨的造假者“移送”司法机关，但制假取证比刑事案件调查还难。证据不足检察机关当然就无法起诉。
我国至今还没有实施产品责任制。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李里特教授指出，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国家都积极推进产品责任制（ＰＬ）的立法与实施，所谓产品责任制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了产品后，在使用和消费过程中，如果因此而患病或受到伤害甚至死亡，要追究提供产品者的责任，产品的责任人（生产者）必须赔偿消费者的损失。我国至今没有实施这种责任制，加上由于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和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低的现状，更加剧了实施产品责任责任制的难度。
许多法规在实施中会受到地方保护主义、部门经济利益等阻力。一些地方（特别是开发区）制定的一些特殊政策超越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些售假的批发市场就是当地政府主办的。据说曾有一个著名的蔬菜生产基地被检查出农药残留严重超标时，地方领导竟亲自出面好言软语极力劝阻监察部门不要曝光，以保护“农民的利益”。
某些法律法规处罚力度小。据上海媒体报道，上海一家饭店的食品细菌数量严重超标，当卫生执法部门找到饭店经理表示要进行处罚时，经理开始非常紧张，但一听依据《食品卫生法》有关规定只对饭店处以１０００元罚款时，竟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在发达国家，食品安全会受到全社会的关注，法律对于出现问题的商家惩处也相当严厉，不仅要求立即停业代查，而且高额的罚款会令其关门倒闭，这样的处理使经营者就像珍惜生命一样维护食品的安全性。而我国现行的《食品卫生法》规定，处罚金额要根据有无非法所得来确定，但卫生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对非法所得的认定又缺乏手段，那些大量存在的地下熟食品、豆制品、小食品加工黑窝点，生产成本极低，即便按违法所得的标准进行处罚，也根本起不到惩罚作用。事实上，这对违法者是一种纵容。
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得好：就如同社会治安、政府廉洁一样，光有严厉的法规和制度，缺乏从源头上遏制犯罪的产生和法规被有效遵循与实施，问题仍然不可能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