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本报调查，湖北省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已造成现有体制无法监管的现实；绿色和平组织指华农有意造成此局面，华农指责绿色和平传播恐慌
2010年3月，绿色和平组织发布报告，称发现湖北等省多地有非法转基因水稻种植，并指中国对转基因水稻种子的市场监管失控。3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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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高新7.75+0.040.52%旬，农业部网站载文称：“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
6月初开始，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赴湖北省的武汉、江夏、仙桃、洪湖、监利等县市区做了深入调查，先后调查采访了乡镇农民、农技人员、种子经营店、大米加工厂、乡镇长、市级农业执法大队、省农业厅和中国转基因水稻之父张启发院士团队等。掌握了诸多一手的独家信息。
湖北省农业厅否认转基因水稻规模种植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湖北省农业厅采访时，工作人员否认目前在湖北省存在大规模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可能，称相关部门常常会以不定期检查的形式执法，对市面上销售的稻种做抽样检测，并且常常深入农村作大田暗访，发现转基因水稻，便会依法铲除。
有关媒体报道称湖北江夏、孝感等地区有较大规模的转基因水稻种植，省农业厅宣教处一位副处长在6月8日就此对记者说，厅里为此特意组织了一次执法行动，到媒体提到的江夏五里界等地调查情况，实际上并未发现大规模种植，而且五里界镇的几个村都已划归东湖高新区建设范围，水田所剩无几，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水稻种植。
渠道隐蔽，转基因稻种下乡路径
6月8日之前，记者在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多地采访，也发现大片田地被征用，且尚有水田种植的农民都坚决否认自己种植了转基因水稻。但否认自己今年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同时，大多农民承认本地曾经有转基因水稻种植：“能够少打两三遍农药，省钱省力。”
一位自称姓曾的老农在该镇农技服务中心主任魏武在场时，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曾经种过，但由于该转基因水稻品种的产量不高，影响了继续种植的积极性。
魏武对记者说，今年这里规定，抓到一袋转基因水稻稻种，罚款20万元，这下子弄得谁还敢卖？规定虽然严酷，但实际上最起作用的还不是处罚严酷，而是今年转基因稻种“被垄断了”卖高价，一袋最高能卖近百元，种子店不易拿到货，就算真能拿到也赚不了钱。
“今年要跟市内农科院校有关系的人才能拿到，要有隐蔽的渠道，”一位店主说。镇农技站附近的一个女店主，听闻记者来采访转基因水稻的种植情况时，强烈地表达愤懑，称之前曾经来调查采访的某刊记者“吃多了撑的”，弄得自己今年卖不了“抗虫稻种”（转基因稻种的民间称谓）。“往年一斤抗虫稻种比普通杂交稻多挣好几倍，普通杂交稻卖价也才二三十元一斤，”现场一位旁观者说。
仙桃市张沟镇，也有种子店因售卖转基因稻种被查。张沟农资超市（绿色和平组织在3月报告点了该店的名）的店主，头也不抬、平心静气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当时就被拿走了，”他建议记者去看看其他店的销售情况。有两个种子店的店主说，抗虫水稻种子今年确实卖过，很早就卖光了，量不大，是朋友私拿过来的。
洪湖市一家农资店店主与记者的朋友相熟，他告诉记者，前段时间有朋友拿了五十斤转基因稻种来托他代卖，每斤50元，他没有同意，主要是由于种子没有通过审定，不敢轻易接手，不过该朋友下到农村，找了某个村的村支书，在该村搞了一次小范围推广，试种了大约五十亩，如果效果好，明年再扩大规模。
洪湖市某镇一位农业干部告诉记者，转基因水稻在该镇确有种植，只不过种子渠道很隐蔽，基本上都靠关系传播，因此很难抓到证据，“田里看起来都一样，不好查”。
监利县白螺镇的一位店主说，转基因水稻确实有市场，只是产量上“隔一滴事”，要是拥有了高产优势，农民更舍得花钱买，本镇的转基因种子，多数是朋友从武汉拿过来的。
监利县朱河镇的一位种子店主告诉记者，由于今年媒体报道太多，上面查得严，因此只卖给了熟人，农民也知道这事要保密。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通过朋友的关系，辗转相托，找到某市某镇的一个村，该村今年试种了100亩的转基因水稻，村干部带记者到田间查看，记者发现，正如前述的乡镇干部所言，转基因水稻与普通杂交稻的秧苗，看起来没有明显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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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通过朋友关系，在一个农户家里拿到了该地转基因水稻种子的包装袋。
“去年这个种子就在别的地方用，今年又推广到这里，”这位农民说，是朋友拿来的。这位朋友“早年是学农业的，在荆州和武汉的农业科研院校进修过，懂这行，有过硬的关系，所以他能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