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前提是要保证农民能够从种粮中得到比较收益，而提高种粮效益无非是靠价格和补贴。政府的粮食补贴再高，也无法超越其在市场中获得的实质效益。对于粮食生产，仅仅依靠政府的政策动力毕竟有限，关键是要使用市场手段激活其从事生产的原动力，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农民种田从被动变为主动。
1.将“政府要粮和农民发财”统一起来，形成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长效机制
粮食作为基础性公共产品，政府采取了多种惠农政策，仍然没有把农民种粮积极性很好地调动起来，这就关系到如何保证增加粮食生产与增加农民收入的一致性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投入的不仅是劳动力，还要投入资金和劳动资料，而且要面对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如果所有的投入得不到社会的平均利润，即使政府的粮食补贴再高，也必然热情不高。随着粮食生产的收入与打工和种其他作物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国家在考虑粮食安全，农民却在考虑“种粮安全”。如果种粮无利可图，甚至种得越多亏损就越大，再蠢的人也不会去种了。同时，一样的投入除了公平合理的收入预期以外，还有公平合理的发展预期，如果其他的投入收益远远超出种粮的收益，农民就无法有继续种粮的打算。因此，今天的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而是在市场经济中进行公平竞争以实现自己合理价值的劳动力商品。今天的农民追求的早已不是满足于解决温饱问题，更多的是如何发家致富的问题。只要能够确保种粮收入超出在外打工的收入，农民就会马上恢复粮食生产的信心，就会自觉地全面恢复双季稻，自觉地保护耕地甚至开垦耕地。所以，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保持，最终要依靠种粮收益的持续增加来维护。粮食的生产者不发财，粮食安全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无法得到根本保障。
2.发挥价格信号对资源配置的诱导作用，完善粮食最低保护价的定价机制
粮食生产的原动力就是市场机制，价格信号是政府与市场对接的有效途径，对粮食生产者而言，没有比价格信号更直接激活其从事生产的原动力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农民的收益主要依靠政府补贴，而我国因农民数量庞大造成财力相对明显不足，无法像欧美那样大规模补贴农民。所以，种粮收益应主要依靠粮价，粮价才是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根本。过去计划经济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如果采取强硬措施管制价格，人为地抑制市场内在的平衡机制，不仅会扭曲市场信号的正常传递，使价格信号不能正常发挥对资源配置的诱导作用；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恶性循环的开始，必然加剧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并持续更长时间，引发供给短缺和黑市交易，到时候“ 恢复性上涨”就会变为“报复性上涨”。因此，政府应该更多地依靠市场进行自动调节，即使是粮食的最低保护价，也必须遵循市场规律进行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