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起，重庆永川区农民梁自然租种了1万多亩粮田搞规模经营。为提高种粮效益，梁自然设计了完整的集约化生产方案：组建劳务合作社，解决无人种地问题；建立农机服务队，提高种粮效率；统一供种、施肥，保证粮食品质……
但种粮3年多，梁自然始终面临劳务成本过高、农田基础设施薄弱、自然风险大等现实困难，集约化设计未能破解这些难题，反而处处碰壁。“粮王”累计亏损200多万元，最终在2012年破产。
规模种地集约经营 “粮王”开辟种田“新模式”
梁自然是永川区朱沱镇石对窝村村民，早年外出务工，2003年回乡搞起了稻米加工厂。他告诉记者：“搞大米加工，最烦心的就是要从一家一户收购稻米，粮源没保障，稻米品种不一，优劣混杂，没法卖上好价钱。因此萌生了自己租地种粮的想法。”
2009年初，梁自然租用永川区朱沱镇8个村、2632户农民的1.06万亩稻田，种植水稻，变身重庆最大“粮王”。
为种好1万多亩地，按照集约化设计，梁自然组建了15个劳务合作社，统一提供农药、化肥、良种等生产资料，合作社完成劳务承包，负责育秧、抽水灌溉、施药等环节的劳务需求，由梁自然付给劳务费。为提高效率，梁自然还组织了农机服务队，负责统一种植良种、病虫害防治、机耕机收等。
梁自然自己不会种地，他专门聘请了8名专家做技术指导。按照梁自然集约化生产设计，万亩粮田每年能提供5500吨左右的稳定粮源。梁自然算了一笔账：“普通大米市价约1.2元／斤，而我生产的优质水稻，价格能有1.7元。如果通过集约化生产达到无公害、绿色大米标准，价格还能翻番。”
梁自然测算：通过集约化经营，能在粮食生产环节实现收支平衡，在大米加工环节则能盈利。种植1万多亩水田，一年纯收入200万元左右。
“集约化”处处碰壁 年年种地年年亏
3年种粮，梁自然看似完善的集约化生产方案，既没能降低种粮成本，反而由于雇佣劳力成本猛涨，不断挤压种粮利润；也没能解决田块细碎，单位面积投入高的问题，反而“租地面积越大，亏损越多”。
2009年租地之初，梁自然和劳务合作社签订的劳务承包价格为810元／亩，但由于农村劳力短缺，供不应求，梁自然实际付给合作社的劳务报酬超过900元。
“租地种粮遇到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农村青壮劳力少。劳务合作社雇的大多是散工，如果价钱低了，他们宁愿外出打工。实际劳务价往往超过合同约定价，我们也没法约束。”梁自然说。受劳务价格上涨影响，梁自然种地第一年就亏了50多万元。
在西部农区，粮田高度细碎、农田水利设施落后，梁自然组织的农机服务队功能大打折扣，没能发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作用。
“我流转的1万多亩地细碎分成了8500多块稻田，虽然有农机服务队，还有大量农机设备，但也只能解决40%左右连片水田的机械化耕作问题。”梁自然说，剩下的田块农机服务队派不上用场，需要大量人力排工、排活，每亩成本要增加2倍。各环节成本摊下来，比散户种粮还高。
同时，梁自然流转土地配套的水利设施大多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现已完全废弃。单是平整田块、整修水渠，梁自然又投了200多万元，但这也只能解决不到30%田块的灌溉、机耕的需要。
表面上的集约化经营并没能解决生产现实难题，2009—2010年，梁自然平均每亩地成本投入近1400元，种粮持续亏损。2011年梁自然把流转面积缩减到2900亩，但当年又先后遭遇冻害、旱情，减产超过30%，搞得农民土地租金没法兑付，还拖欠20多万元工人工资和农药物资款。
到2012年时，梁自然种地累计亏损200多万元，不得不退出全部流转地，种粮破产。
农业盲目投入需警惕 政策支撑体系待健全
为啥有了完整的集约化设计，种粮还是不赚钱，甚至亏本？记者和梁自然一同反思认为，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种地过分求大，盲目投资，没有真正做到适度规模经营。梁自然坦言，当初是凭“一腔热情”种地，没有考虑农业生产实际，也没搞风险评估。转包1万亩地平均每年投入都在1000万元以上，超过了自己经济承受能力。只要有一年亏损，就容易使资金链断裂，梁自然本人和农民的利益都受损。
二是政府农业补贴、农业金融、保险等支撑体系建设滞后，大户种地抗风险能力弱。规模种地，要大量资金投入。种粮3年，梁自然几乎天天为钱发愁。“我三天两头就跑银行贷款，但农业项目投入形不成固定资产，不能抵押融资。自己只能到处筹钱，甚至借高利贷。”
“从规模种粮以来，我几乎每年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但灾情损失只能自己扛。”梁自然也经常跑各家保险公司咨询办理农业保险，但得到的答复都是“农业风险大，不办相关险种”。
梁自然认为，投资风险评估、社会化服务配套、政策性补贴、农业金融等环节环环相扣，如果这些环节都能发挥作用，自己集约化经营可能不至于“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