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在推进食品工业发展，为人们生产出量多而廉价的食物同时，也导致新的系统性风险增加。虽然它们往往处于隐蔽状态，然而一旦出现问题，就有可能是大规模的集中爆发或者是对公众健康造成积重难返的普遍伤害。
除了激素食品泛滥之外，比如还有改变动物天性喂饲玉米导致的致病菌大规模传染，滥用抗生素导致的抗药性问题，最近一些年才为人们认识的反式脂肪酸的危害，更何况还有具有中国特色的三聚氰胺导致儿童结石症、地沟油回流餐饮业，等等。
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理论来表述，这些问题的存在动摇了现代风险社会中人们的本体性安全。食品无疑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条件。“什么也别吃，吃什么都要命”，食品工业人造的风险所带来种种不确定性，已经超出人们风险承受范围，破坏了人们基本的信任感和共有的经验知识，导致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普遍的存在性焦虑。尤其是在高风险的现代社会，人们对公共机构和科学技术持有宿命式的依赖。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导致的社会恐慌，不仅让人们对入口之物不再信任，甚至连检测技术和机构本身也习惯性地成了被质疑的对象。
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涉及根本的食品安全问题绝非纯粹的食品科学的工程技术活动，而是一个极为现实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正如内斯特尔在《食品政治》中所言，不可避免地涉及政府在平衡公司与公众利益做法上的斗争。在食品生产步入大工业生产的垄断时代，超级食品公司成为左右公共政策的利益集团。“权力—知识”在食品工业上基于相互利益建立起牢固的联盟，普通公众往往被排除在食品政治市场之外。
缺乏透明有效的公共治理、公众参与机制，科技手段滥用、有损公众健康的政策难以纠正就成为必然。比如，美国食品公司唆使政府通过阻挠公众置疑垃圾食品的素食者诽谤法案，中国的食盐碘含量标准因盐业公司反对10年难产，奶业协会闭门造车，制定出倒退的、世界上最低的奶业标准。
面对现代食品工业咄咄逼人的态势，是实用主义接受、犬儒主义悲观，还是行动主义反抗？实际上，全球范围内针对食品工业化的对冲性社会运动从未止息，如慢餐运动、素食主义、反人造脂肪运动、食物地方化运动、母乳喂养倡导行动、动物福利保护等等。作为在现代食品政治的博弈中对食品工业生产极致化的反动，它们通过诉诸“用餐叉表决”、“非理性化的选择”、回归厨房、阳台种菜等日常生活政治的实践，履行一种有关生命与健康的公民权利。
绿色有机食品产业也应运而生。尽管形式上类似对传统农业的复归，然而这是一个由一套国家认证体系保证的新兴细分市场。其存在不仅意味着商业价值的开拓，也为食品和健康机会的社会分层添加了新的注脚。
权贵阶层吃特供食品、有机食品，中产阶级大包小袋地为孩童购买进口奶粉，普通阶层家庭怎么办呢？现实的情况是，社会底层构成垃圾食品消费的主力军。在三鹿奶粉等事件中，受害最多的也是低收入家庭。在天然食品成为奢望的年代，有条件吃上安全的有机食品无疑属于尊严、健康的象征，然而也许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难道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事情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