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和完善中国食品[6.38-2.89%]安全的监管制度，应当重提两个口号：民主与科学
王涌
“毒奶粉事件”有着深层的根源。它促人反思：中国式的食品安全监管乃至其他领域的监管，本质上是一种怎样的模式？
第一，它是救火式监管和应付式监管，或曰运动式监管。食品安全日常监管缺乏自我良性运行的有效机制，监管的力量通常是在事态恶化之后才得以爆发和动员。监管呈现出“弱-强-弱”的周期性节奏，而每一个周期的更迭，都是以无数民众的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
第二，它是舞台式监管，或曰作秀式监管。监管的资源配置与行为方式由舞台逻辑决定，与社会的真正渴求缺乏息息相关的联络。监管的主要力量并不面向问题的实质，而在于粉饰政府部门形象，以便在民愤中解脱压力与责任。
第三，它是惩治式监管，或曰外科手术式监管。它以惩治为主，而非防治，而所谓的惩治又非真正的惩治。每次食品安全事件的高潮通常是“杀几个喽罗以谢天下”。但是，惩治终究是表面的外科手术，不改变生物的机体，毒脓终将源源不断地渗出，正如“杀无赦、斩立决”的豪言壮语，从来就没有救赎过中国的足球界一样。
第四，它是集权式监管，或曰独角戏式监管。政府排斥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民众的参与。在法治完善国家，非政府组织在食品安全防治与监督中功勋卓越，但在中国，非政府组织发育空间狭小，无法成为社会结构的毛细血管，也无法成为食品安全的监督体制中的重要元素，所谓社会监督因此缺乏基本的组织与制度基础。而民众自发的维权活动亦被压制，正常的法律救济渠道也被堵塞，受害者甚至无法求诸民事诉讼。
总之，在每次公共安全的危机之中，我们每每看到的就是拙劣的作秀、严厉的信息控制和舍卒保帅的问责惩处。表面文章做足，制度内在的毒瘤依然顽固，然后悲剧不断重演——这就是中国式监管模式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