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在国人心目中，是个颇具威力的东西。过去科举考八股，大家都在八股文上使劲；现在升学必考语数外，学子们就在语数外上下力。政府治理也一样，大凡为官者，通常都很关心政绩考核。政绩考核如同“指挥棒”，上级如何考核，下级就如何努力。它决定着政府工作的方向，有什么样的指挥，就有什么样的演奏；有什么样的考核评估，就有什么样的干部行为。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每每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或者一项工作阻力重重，难以推进时，就会与官员的政绩考核挂钩，这“钩”实质上是挂在官员的“乌纱帽”上。
如今一些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试卷上，又多出一道考题：食品安全。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近期都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在公众诉求、精英谏言、上级加压、自加压力等力量的推动下，地方不断通过纳入和更新目标任务而丰富政绩考核，使之适应治理需要，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民以食为天，在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堪忧的情势下，食品安全与官员政绩考核挂钩，不失为一种显示形势严峻、促使地方领导重视的举措。
列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的事项或指标，往往是难啃的骨头，在我的认知中，十有八九都久攻不下，比如安全生产、土地管理等。像当年被称为“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全民动员“考”了几十年才见效，应该算是特例。有的甚至压根就考不出个名堂，比如曾经风行一时的招商引资，“考”得众多基层官员钻天拱地，视为畏途，基本上考不下去了。因此，政绩范畴的“考”实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儿，对于一“考”就灵的说法，我总是保持一种本能的警觉。
食品安全不尽人意，最终拿出“政绩考核”这把尚方宝剑，其可能达到的实际效果值得期许。毕竟从理论上讲，地方官员若继续对食品安全问题熟视无睹，弄不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升降去留。问题在于，法治社会的“尚方宝剑”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律而非政绩考核得分。我国现已颁布的涉及食品监管的法律法规已多达几十部，大可涵盖食品从源头到餐桌的各个环节，食品安全问题充其量是个“山大王”，雄踞于法律执行盲区罢了。法治不彰就用政绩考核来要挟，说起来是一种人治的回归，其隐喻可以理解为我们开始“仰望长官”而不“仰望制度”。
记得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中写到，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四个：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和帮助贫困人员。食品安全与其他工作一样，本应由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在法律的框架下给予监管。对食品安全进行卓有成效的监管，是政府天然的义务和责任。一个本该在现有法律制度下有效解决的问题，却不得已纳入政绩考核，“纳入风”只会使其自身不断膨胀，稀释原有目标任务的权重，使政府施政重心不断发生变化，政府管理也日渐摇摆不定。在“纳入风”的影响下，政府及其首要领导者的注意力势必越来越分散，难以真正聚焦。
人治的特点之一，是公共权力的法外存在和法外运用。不法食品生产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往往存在“共同利益”，很多地方政府面对治下的公共食品安全事件，第一反应不是维护公共利益，而是“保护”涉事企业；不是对不法企业严厉整顿，而是极尽所能“止损”，将事件对企业和地方利益的冲击降低到最小。有的地方政府考虑到食品安全问题的敏感性，以及保护地方产业发展等因素，习惯于“淡化处理”和“内部处理”，挥向非法经营者的大板看似高高举起，实则轻轻落下。凡此种种，在“与政绩考核挂钩”的压力下，非但不会迎刃而解，恐怕只会对问题企业更加护着、捂着、藏着。
需要厘清的是，过去食品安全事件多发，能否归咎于食品安全没有或者说很少与“官帽”挂钩？而现在被纳入政绩考核就是一种纠偏，弥补过去食品安全与“官帽”脱钩的遗憾吗？我看不见得。一直以来，不少地方将多少社会、经济、文化难题交由政绩考核来平衡治理，结果如何呢？诸如“政绩考核”之于“矿难”“环境污染”“违法占地”的威慑力，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威力究竟大到何种程度，是无需置喙的。太多的行政事项和政绩挂钩，对地方官员来说，就如同“虱子多了不怕咬”。一些纳入政绩考核的事项即使酿成公共事件，迫于舆论压力，实施了“挂钩”，也并未见多少相关责任人付出沉重代价，官员免职可以复出，地方受责可以淡忘。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著名作家冯骥才说过，如果官员做的一切事情都跟政绩挂钩，这个社会一定会浮躁起来。但凡市场经济一遭遇难题，就习惯于求助于政绩指挥棒，或为了强调某项工作的重要性，动不动就要往地方官员“乌纱帽”上挂点东西，是一种典型的缺乏效率的惰性思维。这样的政策，只能推卸责任，表明自己在做事情而不管在下面是否行得通。食品安全亟需法治而非行政干预，如果制度有欠缺就赶紧修补完善。监管从“人治”走向“法治”，需要地方官员直面食品安全的核心问题，展现坚定和有效的法律执行力，这或许才是食品安全问题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