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豆芽”在沈阳乃至全国来说，并不是“新生事物”。只是在沈阳查获的这棵小小的“毒豆芽”，在政府的职能管理中牵涉到工商、质监、农委、公安4个系统，而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却出现“不归我管”的局面。与此同时，“雀巢婴幼儿米粉事件”让消费者在不安全感之外又增加了不平等感，因为这个事件暴露出食品安全标准“内外有别”的尴尬。专家指出，内外有别导致了国内“一流产品出口、二流产品内销”，而一些在国外被认定为“不合格”的洋食品，却能堂而皇之地进入我国市场。
当下的国人，对于食品安全可以说已经麻木。但是，因为食品安全摧毁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健康，更致命的是它摧毁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监管机构之间的信任。而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均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没有信任作前提和基础，所有的人际交往、生意往来、市场经济运行都无法想象。因此，对食品安全，痛斥也好，抱怨也罢，都不能放弃，最终还是要找到有效办法，改善它，改变它。
一套有效的运行体系，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完善的制度，二是有力的执行，三是有效的监督。从目前媒体的报道看，食品安全问题不是某个方面出了问题，而是整个行业体系都出了问题。可怕的是大家都知道问题在哪，却不去解决它。
首先是食品安全标准的落后。比如三聚氰胺事件，是发生后才有了标准；“雀巢婴幼儿米粉事件”则曝出了双重标准，国内食品出口合格率均99.8%以上，内销食品合格率只有90%左右。国内企业歧视本国百姓，根源在于双重标准，以道德苛刻他们已没什么意义。以往，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资本极度缺乏，改革开放后，政策导向上偏重资本是合理的，在这一过程中大资本和企业受到了特别的保护，环保、各种产品标准以及法律责任，都规定得很低、很轻。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国内经济实力迅速壮大，很多领域出现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现象，还有银行走出国门，去海外拓展业务。这些都说明，国内已经不再是资本稀缺的年代了。一些专家就此指出，中国政策导向应该由亲资本转向重民生。中央的政策也体现了这一点，近几年将民生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在资本和民生的博弈中，逐渐扭转民生弱势的局面。比如出台《劳动合同法》，加强对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在这种大背景下，食品安全标准还在延续以往亲资本的老套路，不仅不够与时俱进，也与中央的大方向相违背。既然国内食品出口合格率能达到99.8%以上，内销食品为何不能采用出口的标准？明明有桥可以走，为何偏偏要去摸石头？
其次，食品安全制度执行无力，监管失效。有媒体报道，食品安全领域不仅仅是多头管理，互相推诿的不作为问题，还有的监管部门“养鱼执法”、“执法为利”，监管人员主动给违规者通风报信等问题，一些监管部门和人员把自己和企业的非法利益捆绑在了一起。与食品安全本身相比，这一点危害更大。有媒体提出，想要真奏效，需要建立食品安全一票否决制，并且要追究当地一把手的责任。这也是可以借鉴的思路。
最后，是监督体系薄弱。有评论曾指出，一系列食品安全曝光名单，几乎没有一个是监管部门主动曝出来，全都是媒体曝光后，相关部门才介入调查。这说明在行政监管这一块，“监”的部分几乎失效，食品安全变成了媒体孤军奋战的局面。而媒体在作此类报道时，往往受到各方力量的干扰影响，采访经常难以为继，舆论监督受到很大限制。所以，在目前的状况下，确保媒体监督权利受到支持和尊重，对于改善食品安全状况也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在监督体系中，受害公民的司法救济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环。现在的食品安全事故，往往强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较为忽略对受害人的赔偿，而且赔偿标准也比较低。对此，需要在立法层面加大对食品安全受害人的保护力度，在司法层面，要确保受害人各项诉讼权利的落实。
总之，食品安全是个系统工程，有人提出，需要发动一场食品安全社会运动。笔者赞同这种说法，这场运动需要立法者、执法者、经营者、媒体和每一个公民都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