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9日-21日，第二届中国农业投融资洽谈会在中国郑州举办，以下是农业部产业政策司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在论坛上的精彩演讲：
在农业，在分析农业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和它出现的一些特征以外，那么，“十二五”，乃至于今后一个更长的时间内，我们的农业和农村经济需要关注什么重点问题呢？这些重点问题给大家的关系有什么密切联系起来呢？我想是不是有那么七八个问题是需要高度关注的。
第一，农产品的供应，特别是粮食安全问题。我刚才给大家报告，我们的粮食连续六年丰收，到去年是10616亿斤，今年很可能突破去年的水平，继续延续，稳定在一万亿斤以上的目标预期。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粮食如果说我们在改革开放32年，由六千亿斤，到1998年连续上了四个大的台阶，平均每五年上一个大的台阶，由六千亿斤变七千亿斤，七千亿斤变八千亿斤，到九千亿斤，到一万亿斤，我们预计1998年我们的粮食总量是一万四千亿斤，也就是说我们在1998年我们的粮食就突破了一万亿。到去年是10616亿斤，这12年间，人口增加，特别是我们人均的GDP，由2000年的大概一千美金左右，到去年3700美金，生活水平提高，必然带来对农产品的直接和间接的需求，就加大了农产品，特别是对粮食的需求。那么我们给大家展示的，第一个，目前我们粮食的总量，尽管我们七年是连续丰收的，但是从人均占的水平来看，12年前的1998年是412公斤，去年是398公斤，如果今年比去年高，但是由于今年的人口在增加，我估计比去年相差不大。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均水平仍然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400公斤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数字，因为全世界人均占有粮食比中国还要低，如果大势来看的话，人均比中国的人均还要低个四到五十公斤。当然我们不能给美国比，美国是人均1200公斤。我们给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们确实是非常自豪的一个概念，我们13亿人，依靠我们有限的，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而且我们人均粮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与我们发展要求相比，我们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困难，12年前，我们对粮食供需形势有一个叫粮食供求平衡，丰年有余，担心的是阶段性、结构性和区域性过剩。1998年是这个判断，但是十年以后，我们的2007年、2008年、2009年对粮食供需形势判断，是粮食供需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况，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紧平衡，就是说你没有宽松的余地。那么下一步我们担心的是，如果我们不高度重视我们的粮食生产，不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我们连紧平衡能不能维持住就是一个大的问题。
第二，我们1978年到1998年20年间，我们粮食上了四个台阶，我们同期，我们的耕地、播种面积是下降了1.02亿，也就是说那个时期，我们的主要靠单产水平的提高，每一年是2.98，平均，每一年单产水平提升将近3个百分点，而1998年到现在，特别是“十一五”的前十年，就06、07、08、09，这四年间，我们的粮食单产水平在提高，但是粮食播种面积贡献率高达46%，也就是说科技，包括良种，包括单产水平的提升也逐年占到10%以上，而前20年，基本上我们的增长主要靠的是单产水平。
第三，在考虑到农民的种田行为，在考虑到全球农业的竞争，粮食绝不可以高枕无忧，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
第二个大的问题，要关注农民收入。你像企业也罢，一定重视农民收入，如果你不用到农民，包括你的农民工，包括你的加工厂的工人，如果它的工资水平不高，或者他的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比你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那么我们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低于国家的财政增长速度，我想一定是不稳定的。关注农民收入，我想了半天，讲不讲这个，后来我想，还得给大家提出来，和大家实际上不是没有关系，是高度相关的问题。农民收入去年5153元，扣除物价以后，5153，那么在去年，增长了8.5%的基础上，今年农民收入上半年现金收入3078，增长速度是9.5，甚至比去年同比增加了1.4个百分点，而且是最近几年第一次超过了城市可支配性收入增长速度。然而农民收入的问题表现在什么？农民收入自己给自己比，这几年表现非常好，从2004年开始，分别增加了6.8%、6.2%、7.4%、9.5%、8.8%和8.5%，今年很可能超过8，2004年农民收入是2622，去年是5153，但是，城市居民收入去年17175，与农民的绝对收入差距是12022，相对差距是1：3.31，而改革之初的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是1：2.56，在1984年曾经缩小到1：1.7，这就带来一个大的问题，农民收入如果不能够和城市居民同步增长，城乡收入如果不能和国力同步增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五中全会如果说要用两个字来表现，实际上就是说在我们“十一五”期间，如果我们是用两个字表现，是“强国”的话，“十二五”就是富民。大家注意到没有，调整农民收入格局，成为这次五中全会的一个主旋律之一，当然，主旋律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且，要把调整国民收入格局，增加注重民生，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民生问题。怎么样增加农民收入？实际上农民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为什么差距大？不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这样，1978年到2009年，31年，我们算了一下帐，城市居民每一年增加了7.2%，农村居民每年增加7.1%，差距在0.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31年比，没有什么差别，主要就是1998年到2009年，这11年间，城市居民每一年增长9.5%，农民收入每一年增加5.7%，主要是差距在最近这十年，而最近这十年，不是差在近十年，而是差在1998年以后的五年，这五年每年农民收入只增长1%、2%，最高是4.2%，问题在这儿。
与此同时，第二个大的表现是区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非常大，上海去年已经是12400元，甘肃去年是2980元。贵州相差不大比甘肃，也就是说甘肃的农民和上海的农民是1：4.2的关系。怎么样增加农民收入是第二个大的问题。
第三个大的问题，劳动力。我们做农业企业的，可能也感觉到农民的工价在不断上涨，一方面我们在研究，我们还有一个亿的农民工集聚在农业，也就是说是一个剩余劳动力的表现态势，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每到2月3月，我们都会出现所谓的农民工结构性民工荒。那么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它表现在什么方面？那么这里面确确实实就是给我们的产业发展和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也就是说我们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工业化和城镇化，中间有和失衡的地方。一个方面，我们需要继续转移出我们现在沉积在农业内部的八千万到一个亿的剩余劳动力，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确确实实要关注到，包括河南、四川、重庆、江西、安徽这样的传统劳动输出大省，他们现在的劳动力流动以后，那么集聚在农村的劳动力现在越来越表现出老龄化的态势。我们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在延续日本和韩国农村农民老龄化的现象非常的严峻。老龄化的现象的严峻，确确实实就表现出农民老龄化，农村空虚化，农业副业化的现象，在一些地方绝非罕见。也就是说第三个大的问题，农村劳动力的问题，需要引人关注，和大家的工作，和大家的关注也有高度的相关性。为什么农民有诉求？有工资提升的诉求？现在确确实实在某些岗位，某些区域，某些领域，我们的劳动力和我们的产业布局，我们的城镇化是不相匹配的，这里面就有城镇化问题，也有工业化问题。
第四个，农业的科技。农业的科技两个大的层面，大家有的是搞科技投资的，我们现在两个大的问题：第一，我们研发的农业科技，能不能跟上形势发展要求？我们与世界先进的农业科技到底有多大的差距？70年代有小麦，80年代有杂交水稻，90年代有个转基因的棉花，那么我们新世纪以来，重大的革命性的农业科技创新有多少？我最近看到材料，我们的玉米的研发，品种的研发，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是20年左右，我们在水稻方面，我们在世界位居领先地位，那么我们其他的品种呢？粮食以外的园系品种呢，特别是蔬菜花卉的品种呢，我们很多蔬菜花卉品种的研发，被牢牢的掌握在外资手里。我们的资源如此短缺，人口还在继续增长，生活水平还在提升，对农产品的需求可以说和其他产品不一样，我们是一个旺盛的需求态势，而其他的产业，包括钢铁产业、汽车产业都有一个需求制约，我们只有生产能力制约，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制约。也就是我们农业发展的空间很大，农业是个生生不息的长足产业，在中国表现非常强烈。但是怎么支撑这个生产？科技。
第二，谁来转变，谁来转化成果，谁来推广成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倒是寄希望在座的，可能有些先生和女士是从事于商业性的或者市场化的农业科技推介工作，我们是历来主张三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国家要在基本的公共产品，特别是农业科技方面，应该尽到应尽的职责，也就是公益性的农业科技，应该由政府，毫无疑问的由政府来承担相关的职能。比如我们其中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三年以内，覆盖到乡村的农业科技推广，叶病防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二个层面我们当然寄希望与专业合作社，它的需要，它的产品，无论从生产还是到加工，自己有兴趣来做这个事。第三个，大量的民营的、市场化的、社会化的科技服务组织。比如提供互帮组织，提供生产资料供给，提供农产品加工，包括运销，在座肯定有一部分女士和先生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也就是说在农业科技的推介方面，我们是欢迎大家来投资这一块，来关注这个领域。这是第四个大的问题。